這個四月發生了兩件事。
一，臉書5000萬用戶個資數據遭劍橋分析公司取用，並利用這些數據與川普競選團隊合作，操作了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祖克柏為此出席美國聽證會受詢並道歉。
二，中選會通過下一代幸福聯盟所提的三項公投案，包括「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若三項提案達28萬人連署，將正式進入全國公投。
這兩件事應該被視為某個更隱性問題所衍生的社會徵兆。在什麼意義上？在它們共有的社群網路中的政治性上。前者戳破了臉書作為民主中立的公共平台的幻象，後者揭露了臉書作為民主溝通的討論平台的困境。
臉書如何製造民主中立的公共平台幻象？
在《黑鏡》第四季的Arkangel裡，母親找回失蹤的女兒後帶他到Arkangel公司植入家長監控設備，這個設備有兩個主要功能：監控與濾鏡。
一方面，母親能看到女兒眼中的畫面，另一方面，所有家長認為兒童不宜的物件都會在兒童眼中自動產生馬賽克。劇情轉折於監控設備開始產生反效果，母親在墓碑前的哭泣被馬賽克，上學路上有攻擊性的狗被馬賽克，就連外公發病暈倒在地的樣子也被馬賽克，導致延遲就醫。
監控設備使家長看見小孩所見的一切，小孩自身卻再也看不見社會現實。
在這裡，家長、Arkangel公司、小孩的三角關係，不就像祖克柏、臉書、用戶的三角關係嗎？一方面，為配合廣告營收，演算法盡量讓你看見你想看見的，這必須以用戶過往的所有資訊（貼文、通話紀錄、瀏覽紀錄）為基礎，這也是劍橋分析事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另一方面，為配合特定意識形態，演算法會過濾他們不想讓用戶看見的內容，如前陣子臉書封鎖發表批評中國言論貼文的帳號，或者查禁含有自殺訊息的貼文，這裡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你看到的一切，是你想看到的以及他們想讓你看到的，這是臉書的監控與濾鏡。
劍橋分析事件進一步暴露了臉書說的與做的不同。祖克柏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讓世界更開放、連結更緊密」(Making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但如果我們檢視祖克柏從臉書創立至今(2004-2018)的論述演變，就會發現，臉書創立初期的自我定位不是連結全球公民，而時提供大學生一個可以尋找親朋好友的平台。
用祖克柏自己的說法，臉書是線上通訊錄(online directory)，而不是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然而，從2009-2010年開始，祖克柏對臉書的立場大幅轉變，目標用戶從大學生改為全球性事業，社群被召喚了出來，更重要的是，祖克柏往後的論述開始頻繁使用分享(share)、開放(openness)、參與(participation)、連結性(connectivity) 這類自由民主的修辭，試圖使人們相信，臉書不只是一家科技公司，更是一個社會的民主討論平台。(註一)
（註一：Anna Lauren Hoffmann, Nicholas Proferes, Michael Zimmer, “Making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 Mark Zuckerberg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Facebook and its users）
馬克祖克柏用修辭掩蓋的兩件事
第一，臉書用表面上提供給使用者的賦權，遮蔽背後的權力關係與利益關係。
賦權越徹底，用戶越能夠盡情做自己，越容易在臉書上留下數位痕跡，越能夠讓臉書清楚用戶的一切資訊，也就越有利於演算法做出最合適的廣告配置。
這是一種企圖將所有人類行動都納入市場領域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著，而要達成這項全球性的任務，必須使資訊技術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人文地理學者David Harvey在2005年已經看出這項趨勢，而臉書正在盡最大的努力完成這項任務。
難怪祖克柏會在2015年推薦Moisés Naím的書《微權力》時說：「世界正在改變，它將更多權柄交到個人手中，同時減弱像政府或軍隊等龐大組織的勢力。」
沒錯，它的確將更多權柄交到了祖克柏個人手中！臉書每一次推出的新功能都是一次數據測試，測試全球有多少人會在巴黎恐攻後換上法國國旗的臨時大頭貼，有多少人會在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後換上彩虹的臨時大頭貼，總之，臉書負責測試，用戶負責反應，市場負責交易資訊。
第二，臉書做不到它所承諾的開放與連結。
反同婚公投提案的出現就是其中一個徵兆！
過去幾年來臉書上已有大量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討論與辯論，許多年輕人試圖將臉書當作民主溝通的討論平台，然而，這種嘗試進入到社群媒體的邏輯後便立刻被化約成了大量曝光與流通，而不是溝通。
因為真正的溝通必須有表達訊息者與回應訊息者，沒有回應的討論，只是同溫層的自言自語。換言之，貼文、影片的讚數跟分享數製造了大多數人參與的民主假象，而這正是臉書期望我們看到的。
花越多精力在討論 就花越少時間在行動
政治哲學家喬迪·狄恩（Jodi Dean）在《民主與其他新自由主義幻想：溝通資本主義與左翼政治》中指出
在社群網路中，人們常常以為只要點擊一下、分享意見領袖的貼文或諷刺時事議題的梗圖，就代表我真的行動了，甚至可以產生影響力，取得「心佔率」（mindshare）。
然而，我們花越多精力在社群網路上討論，我們就越沒有真正的在行動，而是由別的東西代替我們行動，但卻對我們自己產生了具有行動快感的心理作用。這是一種「交互被動性」（interpassivity)，如在中國古代，有人死了，社會要你哭，你哭不出來，可以請孝女白琴代理自己哭。
同樣地，在社群時代，有社會議題需要參與，社群要你發文，你發不出來，可以請意見領袖代理自己發文。
所以，每當有任何新的議題出現，臉書必然開啟一場作文比賽，所有人都在期待分享更好的論述以表明自己的立場，結果，訊息的流通不但沒有優化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反而消解了政治，看不見與反對者對話的空間，而這種社群媒體的溝通困境不是因為人們不關心或不願參與討論，而恰恰是因為我們關心了也參與討論了！
面對這種困境不代表我們要走向另一個極端：如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所言的，他將社群網路視為無法產生真正對話的陷阱，只有受困於同溫層的自我滿足。
相反的，如果人們在自身的幻想中不斷地把社群網路建構為民主溝通討論的平台，如祖克柏所言的那樣，不正是因為，人們在無意識地避免真正的行動？防止某些事情真的發生？
在《黑鏡》Arkangel裡，在女兒發現自己流出來的血會自動被屏蔽而意識到母親的有意監控後，母親決定將濾鏡功能移除，而當女兒走在上學的路上，第一次看到沒有馬賽克的惡犬時，立刻受到驚嚇，連路都走不好。
在這裡，我們近乎是看到了柏拉圖《理想國》中洞穴寓言的21世紀版。一直住在洞穴看著牆上倒影的人，第一次走出洞穴看見刺眼的太陽，走路反而跌跌撞撞。這是對於從蒙昧走向真理的隱喻，真相必然是刺眼的。
我們應該自問，如果臉書演算法不依照我們的喜好呈現給我們，而是隨機將各地各階級不同的社會樣貌真實呈現出來，我們難道不會像Arkangel裡的小女孩或洞穴寓言中的穴居人一樣？
當反同婚公投提案出現後，網友的反應體現了部分答案。快速達標的網路連署、深思熟慮的評論文章、 諷刺反同的搞笑瀰因，透過網友的分享迅速佔領了臉書的塗鴉牆。我懷疑這裡是否有真正的溝通行動，因為我們已經在社群網路上重演過多次同樣的腳本。
然而，我們只有在公聽會或電視節目辯論時才取得較完整的反方意見。面對面的對談已經具有高度的不對稱，更別提社群網路受制於演算法與多數意見的壓力而形塑的參與假象。
正視「非理性因素」 才有進一步溝通的可能性
2016年，我曾在Youtube上發布《滿滿的，大平權》影片闡述我對同性婚姻的觀點與立場，我想在此提及兩位學者的觀點，儘管立場不同，自由主義政治學者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跟社群主義政治學者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在討論同婚時都提到了應該關注「反對同婚者的非理性因素」
Nussbaum在《逃避人性》中借用精神分析談論「被劃分為跟同性戀者同一個類別的噁心感」來源，Sandel則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強調，參與公領域討論時，正反雙方應該正視對方的信念來源，不以宗教之名義迴避他人的道德價值觀，否則會使社群溝通陷入僵局。
這正是我們當前的社會情況。
性別平等教育是葉永鋕用他的生命為我們社會換來的新的價值，今天是葉永鋕逝世第18年，這個新價值卻在崩塌。我們已經在網路上、街道上喊了夠多的婚姻平權，提供了夠多的理性論證，是時候認真看待反同婚者的非理性因素了，他們的恐懼、噁心與價值擔憂背後反映的到底是什麼？
恐懼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情緒，相反的，人權是西方18世紀發明的歷史性概念，概念戰勝不了情緒，人權安撫不了恐懼，沒有普遍性的東西無法處理具有普遍性的東西。
一方面，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同樣身為我們社群共同體一份子反對同婚的非理性因素，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真看待臉書上的溝通討論是否只是交互被動性的不作為，否則，我們將依然在柏拉圖的洞穴裡，依然在黑鏡的馬賽克世界裡，而這都不是結局。
黑鏡試圖呈現的科幻未來應該是我們急於唾棄的失敗過去，柏拉圖試圖指引的洞口光芒應該是我們即便跌跌撞撞也要爬上去的未來。
參考資料：
柏拉圖，2014，《理想國》
David Harvey，2005，《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Jodi Dean，2009，《民主與其他新自由主義幻想：溝通資本主義與左翼政治》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Martha Nussbaum，2007，《逃避人性》
Michael Sandel，2011，《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Moisés Naím，2015，《微權力》
Zygmunt Bauman，2016，INTERVIEW :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