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從種族主義歷史看解放政治

五月底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掀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蔓延至今，參與人數已高達2600萬人，幾乎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社會運動。
台灣未牽涉歐美國家種族主義的歷史糾葛，導致此議題往往難以引起台人共鳴，但我認為任何關注解放政治、反對壓迫的人，都應藉此機會去理解非裔美國人受壓迫的歷史與現況，因為透過觀察不同群體如何抗爭、與什麼抗爭、為何抗爭，有助於啟發我們思索社會解放的各種可能性。
這篇文章希望梳理出反種族主義的路線之爭、種族主義的歷史，以及目前BLM運動的矛盾。
 
以心理學來看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的心理學解釋哪裡有問題？

當今的歷史研究者在爭辯：是先有對黑人的種族歧視，還是先有黑人奴隸制？換言之，是種族歧視的觀念產生了不平等的制度，還是不平等的制度產生了種族歧視的觀念？ （種族主義的定義：認為某一種種族族群，在任何方面比另一個種族族群低劣或優越的任何觀念，註1）
認為種族歧視的觀念先出現才導致不平等社會的這派人，通常採取一種社會心理學的解釋：對不同群體差異的無知、偏見，導致歷史上的歧視、仇恨。
這種心理可以找到演化生物學的解釋：原始人在部落中傾向優待同一團體的人，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部落主義」是人類祖先演化出的優勢，卻在離開部落社會後繼續留在每個人心理，成為了歧視。
這種立場可以稱作種族觀念論（Racial Idealism），認為人們的觀念改變，種族問題才會改善。這派人的抗爭路線通常是改變下一代的觀念、消除種族刻板印象、潛意識的種族厭惡、影視媒體再現的污名化。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在他的新書《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採取的立場，他批判強調多重身分加乘效應的交織性理論（如同時是黑人又是女人的人，會遭受比黑人、女人更嚴重的歧視），認為左派學者過於強調這些身份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會加深部落主義，可能使下一代人活在「我們/他們」的對立中。
相反的，化解對立的方式是「訴諸共同人性」，例如有次BLM遊行剛好遇上川普支持者集會（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立），但川普支持者Tommy Gunn竟邀請BLM遊行的黑人領袖Hawk Newsome上台表達他們的訴求，當Newsome強調「我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時，雙方原本的衝突瞬間化為團結力量。（註2）
然而，根據海德特的論述，BLM不能夠叫「黑人的命也是命」，因為這會加深黑人與白人的對立，應該叫「美國人的命都是命」（不要分那麼細，我們都是XX人），這忽視了當前美國警察對黑人執法過當的種族不平等現狀，無異於用民族主義掩蓋種族主義。並且，如果種族觀念論正確，它也無法解釋為何受反種族主義教育長大的美國人民觀念改變了，但美國的種族問題卻仍根深蒂固。

 
以歷史來看種族主義
與種族觀念論對立的另一種立場「種族唯物論」（Racial materialism），認為種族主義是被發明來捍衛不平等的體制。
如美國歷史學者伊布拉．肯迪 Ibram X. Kendi在他的大作《生而被標籤》中，指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歐洲人並沒有種族的概念，更多是用民族、文化、宗教區分我群/他群，直到16世紀開始，殖民資本主義出現，歐洲人為了合理化帶來龐大物質、經濟利益的奴隸制，才發明了種族的概念，所以奴隸貿易所到之處，就有種族主義觀念的傳播，1606年，Race一詞開始出現在字典中，意思是血統是否優良，而美洲原住民跟非洲黑人是屬於同一種族，皆是血統不優良的奴隸。
而且不同地區的非洲人還有進一步的階級劃分，習性與歐洲人越接近的越高等，因為這代表越能成為侍奉歐洲人的好奴隸（例如塞內甘比亞人優於安哥拉人）。所以與其說種族是生物屬性，不如將它理解為政治屬性。（註3）
在17-18世紀，有數個種族理論彼此競爭，如：
「詛咒理論」：聖經記載黑人是諾亞受詛咒的兒子含（Ham）的後代
「氣候理論」：上帝把黑人安排在氣候炎熱的地區代表他們註定要受苦
「野獸理論」：非洲黑人是人與猿之間失落的環節，接近未開化的原始物種。
基本上是由神學主宰種族論述，試圖說明黑人為何低劣，而奴役黑人是為了拯救他們的靈魂，讓他們變成基督徒、變得更文明。
即便在18世紀啟蒙運動後，種族論述從神學轉向了世俗思考，如生物分類學之父林奈、博物學之父布豐與伏爾泰等人辯論人類物種究竟是多元起源論或單一起源論。
他們都從科學理性角度反對奴隸制，但卻無意識地繼承了奴隸制發展出來的種族主義預設，用生物學知識加強種族隔離觀念，例如當時的黑白混血兒被稱為 mulatto，意思是就像馬跟驢交配生下的後代騾（mule）一樣，沒有繁衍後代的能力。
英國殖民地主Edward Long甚至在History of Jamaica(1774)中描繪黑人與猩猩之間的交配很頻繁，而英國低等階級婦女常常跟黑人來往，將使英國人的血統不純正。（註4）
這種對於黑男人搶走白女人的潛意識恐懼，是黑人常被跟性能力劃上等號的種族主義發源地之一。
因此，根據種族唯物論者的觀點，反種族主義的鬥爭應該要聚焦在制度層，觀念始終是次要的，背後目的都是要想辦法正當化對黑人的奴役、捍衛不平等的社經制度，但是回顧種族主義的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弔詭，當廢除舊制度的社會變革出現後，舊社會的種族主義觀念反而會被繼承下來。
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政治學者Gerald Rosenberg指出在吉姆·克勞法被最高法院廢除後，美國社會依舊有嚴重的種族隔離。因為黑人家長不敢讓小孩進到一所全是白人的學校，而白人家長為了避免小孩跟黑人同校，故意到郊區買很貴的房子、自己形成一個學區。（註5）

在此種族觀念論者的立場又佔上風了，制度改變，觀念不變依舊不可能帶來解放。

 
正義的革命？或是政治正確的利益？
BLM運動，一次真正的變革，或又一次的「利益聚合」？
今年六月底，可口可樂、本田汽車、好時、帝亞吉歐、Verizon等各大企業加入反種族主義陣線，向臉書施壓，要求其強化對言論的篩查管理。萊雅集團宣布他們的化妝品將不再使用「美白」等字眼，而是要「慶祝所有的膚色」。
百事公司也宣布停用旗下130多年歷史的品牌「傑米瑪阿姨」（Aunt Jemima），因為對黑人婦女有種族歧視之嫌。在此我們應該合理質問，如果所有主流媒體、大企業、政商名人，簡言之，整個白人菁英階層都在支持BLM運動，這意味著什麼？
黑人憲法學者Derrick Bell曾對黑人民權運動提出同樣的質疑，美國最高法院在1896年Ferguson案中判定吉姆·克勞法合憲，讓美國走上六十年的種族隔離政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連年提出反對種族隔離的提案，法院也不理會，但為什麼最高法院卻在1954年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突然改變立場了？
Derrick Bell認為，黑人民權運動的成功是一次「沉默的契约」（silent covenants），是美國白人菁英階層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做的一次「收買」，因為在二戰、韓戰時期，非裔美國軍人在戰場上跟白人稱兄道弟、共患難，戰爭結束後不願再妥協回到不平等的日常狀態，而當時美國正處在反蘇聯的冷戰時期，需要共同對抗外部敵人，必須盡量避免內部分化。
因此，作為弱勢群體的黑人之所以得到白人優勢群體的支持，純粹是因為雙方的「利益聚合」（interest convergence），如果在雙方利益沒有交集的情況下，黑人的利益隨時可以被犧牲。（註6）
因此，BLM運動得到的廣大群眾支持不應該被簡單看作美國社會進步的證明，如典型的自由派論述所描繪的，從南北戰爭廢除奴隸制，民權運動廢除種族隔離，再到歐巴馬當選總統走向「後種族」時代，證明了美國的社會制度一直在進步。
相反的，BLM運動目前的路線轉向，反而令人擔憂這可能只是又一次的「利益聚合」、又一次的收買黑人。

 
追求象徵勝利，還是實質正義？
在喬治·佛洛伊德之死後，BLM運動的起點是抗議美國警察執勤及法律制度不當黑人性命是一回事，民權律師蜜雪兒·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指出美國種族不平等的根源，涉及黑人在制度與經濟地位上的惡性循環。
非裔美國人僅佔美國總人口的13%，但是黑人在押犯人數卻佔美國在押犯總人數的43%，這不是因為黑人天生就愛犯罪，而是警察執法上的種族歸納 (Racial profiling)用膚色判別要不要搜身，而被逮補過的黑人男性，出獄後找不到工作、沒有政府補助救濟、被剝奪投票權、不能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務，進一步惡化原本的貧窮生活，大規模監禁黑人是一新代的吉姆．克勞法。（註7）
然而，BLM運動發展一個月至今，訴求卻從制度層次轉向了象徵層次，各地發起廢除銅像運動（美國南軍「石牆」傑克森雕像被毀），要求耶魯大學更改校名，因為它的資助者Elihu Yale是17世紀奴隸販售商人。
這種反種族主義的象徵訴求的危險之處，在於它不會改善美國種族不平等的體制，卻讓黑人感到運動帶來解放的假象、讓白人感到償還了祖先罪過而免於愧疚。如哲學家齊澤克所言，這種「反種族主義抗爭無法成功因為他們被政治正確的熱情主導，要去消除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痕跡，這種熱情反而太接近他們的反對派，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控制。」（註8）
若要滿足於象徵性的反種族主義，那麼幾乎16到19世紀的所有思想家都無法倖免，莎士比亞、洛克、康德、伏爾泰……，這些帶有種族歧視痕跡的作者是否全該被消除？
這種矛盾假象在好萊塢尤其明顯，奧斯卡最佳影片可以頒給《幸福綠皮書》、《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讓全世界在象徵層次上看到黑人影視作品如何受到認可、讚賞，讓黑人滿足於認同政治，但是在電影產業的實際工作上，卻依舊排除黑人。
扮演獵鷹的安東尼麥基（Anothony Mackie）如此抱怨：「《黑豹》的製片是奈特摩爾（Nate Moore），唯一的黑人製片，當你拍《黑豹》時，有黑人導演、黑人服裝設計、黑人武術指導。對我來說，這比任何種族歧視更糟糕，因為你只能拍攝非裔有關的電影時，才願意雇用非裔人士，也就等於其實他們都不夠好，無法參加其他白人主角的電影陣容。」（註9）
民權運動時期，是制度結構改變了，但人們的觀念沒改變，當今的BLM運動，則是人們的觀念改變了，但制度結構、經濟體制沒改變，那麼解放依舊不可能實現。
真正的解放政治永遠必須是，不只在言談上改變談論某個群體的方式，而要在實際行動上改變對待某個群體的方式，因此反種族主義運動必然要串連制度（司法體制的不平等）與經濟（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從追求象徵勝利（受壓迫者怨恨的想像復仇）轉向追求實質正義（社會結構的徹底改變）。
佛洛伊德之死與它掀起的整場BLM運動能夠產生變革社會的巨大能量，只要我們不要忘記法農的一句話 ：「我們反抗，只因許多緣故，我們不再能夠呼吸了。」（註10）

 
註1：這裡採用Ibram X. Kendi的定義，見《生而被標籤：美國種族歧視思想的歷史溯源》
註2：見Jonathan Haidt《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註3：Ibram X. Kendi的定義《生而被標籤：美國種族歧視思想的歷史溯源》
註4：Peter Fry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註5：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註6：Derrick Bell, Silent Covenants,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Unfulfilled Hopes for Racial Re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4)
註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2010)
註8：Slavoj Zizek: Politically correct white people who practise self-contempt are contributing NOTHING in the fight to end racism
註9：獵鷹批漫威缺多樣性 拍《黑豹》才雇黑人更歧視 （新聞連結）
註10：法農(Frantz Fanon )著,楊碧川譯,《大地上的受苦者》,臺北:心靈工坊,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