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發生的這幾個月，人們的心理對待權威的態度正在改變，這反過來改變了人們自身。用精神分析的話來說，主體與大他者的關係決定了主體性的運作模式。
科學社群的權威性受到了質疑。這幾個月來，科學論述的爆增並沒有緩和人們對疫情的不安，反而是加劇恐慌。
如法國著名病毒學專家、諾貝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前幾日公開發表「病毒人造論」，掀起法國科學界一波爭議，因為目前多數學者認為病毒應該是自然演化的結果。
科學社群內部論述上的不一致，使得人們對科學家的權威性產生懷疑，到底我們該相信誰說的？
並且，在傳播感染上，人們看到科學家也難以倖免，3月18日，英國首席流行病學家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出現了武漢肺炎症狀，開始自我隔離，如果連流行病學家都自身難保，民眾又該如何是好？
對權威組織的不信任，對你我的心靈造成巨大影響
人們充斥著對組織權威的不信任。
在國內，中華民國海軍艦隊在4月19日爆出24人確診，國軍成為防疫破口，還在全台走透透，國民開始擔心國防部隱匿疫情，連蔡英文總統也在4月22日出面公開道歉。
在國際上，則是世界各地都激起了對WHO的反感，川普決定暫停資助過度傾中的WHO，台灣疾管署在去年底即通報WHO，警告新冠肺炎可能人傳人，近日卻遭WHO發言人譚德塞否認。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2003年SARS疫情爆發之初，在卡羅•厄巴尼醫師（Carlo Urbani）通報後，WHO即刻向全球發佈警訊，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有多大。）
在死傷人數最嚴重的義大利，佛羅倫斯大學流行病學家Sergio Romagnani所協助處理的威內托（Veneto）疫情之所以得以控制住，就是因為一開始沒有遵照WHO的指示，Romagnani甚至直言：WHO過於官僚化而缺乏實際處理病毒爆發的經驗（註1）。
科學社群、國家、國際組織，這些相對於個體的大他者，都在這場疫病中暴露出自己是不再可靠的權威。這對個體心靈產生了什麼影響？
焦慮，侵入你的意識與潛意識
首先，是主體的焦慮惶恐顯著大增，世界各地民眾責罵政府為何不做普篩，有可能各國早已遍佈無症狀感染者。
我有一個朋友身體發燒不適，懷疑自己可能得了肺炎但又不確定，但他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去檢測站被感染的機率會更大！
那麼到底該不該去做檢測？這種不確定性源自於病毒本身的特性，因為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而有症狀者卻可能沒有感染，而焦慮就是源自於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過於模糊，彷彿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說：「焦慮並非沒有客體(n’est pas sans l’avoir; not without having)，而是在客體所在之處，它沒有被看見。」（註2）
這可能是，對於無症狀感染者容易產生焦慮的最佳描述，名為Covid-19的朦朧客體在我身上，但我卻看不見，它並非沒有在那裡…
這種焦慮不安甚至已深入人們的潛意識，法國精神分析師Marie-Hélène Brousse的個案告訴他（註3），自己夢到他在撤離各種場所的景象 (vider les lieux)，在法文中，撤離(vider)這個字宛如covid19的符號變形。
這個案例體現了佛洛伊德早已發現的夢的特徵，「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並且，夢境的變形方式是語言符號的拆解轉喻，也體現了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的名言：「無意識有像語言一樣的結構」。
搶購衛生紙，只因退化成巨嬰？
群眾焦慮發生後，接踵而來的是訴求安全感的個體化行動。民眾開始囤積各種物資，衛生紙之亂在世界各地發生，問題是為什麼要囤積衛生紙？
連搶購者自己也答不出來。從精神分析的觀點看，許多人似乎出現了臨床上常常可以觀察到的退行現象（regression），亦即在遭逢生命受挫時退回到生命中較早期的階段。
而在當前權威已經失落的時刻，退行到幼兒囤積癖的階段，彷彿給民眾一種主控權的安全感，就如同在肛門期的兒童會透過如廁訓練來確認自己的主控權一樣。
陰謀論謠言四起，因為你需要「確定性」
權威衰退後最值得研究的，莫過於對陰謀論的渴望越來越強烈，根據統計，美國現在有三成民眾相信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陰謀論（註4）。
世界各地的網友瘋傳新冠病毒是源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的消息，在3/16美國總統川普在Twitter上直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中國網民也不甘示弱回擊，指控病毒發源地是來自美國的實驗室。
這些看似沒有確切證據的陰謀論，若仔細看卻又都能自圓其說，如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團隊提取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曝光、美國去年流感狀況異常、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德特裡克堡（Fort Detrick）去年七月又突然關閉。
在沒有實質證據前，每個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關鍵是這些各自競爭真假的陰謀論，背後的主體運作模式其實是相同的，也就是對確定性的追求，因為權威的大他者已經無法擔保知識的確定性。
佛洛伊德認為這就是人為什麼需要宗教，他觀察到兒童第一次見證到父母的權威性坍塌的時刻，兒童感到的驚慌不安，他必須尋找一個新的權威、一個像記憶中的父母親一樣偉大的替代品，所以「人格化的神不過就是心理上崇高的父親」（註5）。
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這次的疫情中也許比較沒那麼惶恐不安。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主體的心理狀態則變得越來越趨近妄想症(Paranoid)。
例如，在歐洲有一派的陰謀論者認為，新冠病毒是靠5G網路傳播，因為非洲沒有5G網路基地台所以才沒有疫情爆發，更有荷蘭民眾到當地基地台縱火，這種情況也可以在許多被迫害妄想症病患者身上發現，他們認為政府其實是邪惡組織，會透過無線電洗腦人民、灌輸人民恐怖思想。
妄想症的主體在想像的世界裡獲得確定性的滿足，而其前提恰好是對於真實世界的完全質疑。
在此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陰謀論的主體恰好就是笛卡兒主體。懷疑一切！尤其是一切權威告訴民眾的知識。
這不就是理性思考的本質？笛卡兒認為這會帶人類通向理性真理的道路，如今卻是走向了陰謀論大戰的亂局…
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在疫情中反轉
如果說正常人變得越來越不正常，那麼診療室裡發生的事情恰好相反。
加拿大的精神分析師Don Carveth觀察到，原本在進行療程的多個個案，也因為疫情爆發後發生了改變（註6）。
幻想症患者的情況變好了，因為人們開始變得跟幻想症患者一樣猜忌多疑、追逐陰謀論，深怕自己檢測出感染的話，自己過去影響到哪些人。
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情況也變好了，因為全世界的群眾都開始變得歇斯底里，對身體的敏感度提升，只要體溫超過37度、咳嗽一下、身體不適，就極度擔憂是染上了肺炎。
強迫症患者的情況也變好了，因為現在大家都得了名為瘋狂洗手、噴酒精的強迫症。
當原本的「正常人」都彷彿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歇斯底里症、強迫症時，診療室裡的病患反而好了起來，原本自認為病態的，現在變為正常了。疫情改變了日常規範的同時，也改變了主體的病識感。
總結的說，我希望指出在這場疫病中，人們的心理變化並不是源自於疫情本身的嚴重性，而是源自於人們與權威大他者（科學社群、國家、國際組織）的關係改變了。
這些關係的改變才是主體性改變的根源（焦慮惶恐、尋求安全感、渴望陰謀論），而當統計上的多數人的主體性改變時，也連帶的改變了那些被視為不正常的人的主體性。
在這場瘟疫結束後，人們能夠重新看待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嗎？
註解：
註1:INTERVIEW TO SERGIO ROMAGNANI “Veneto is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because it hasn’t followed the WHO”
註2: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 Book X : Anxiety : 1962-1963. P.89
註3: Marie-Hélène Brousse, The Times of the Virus
註4：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pr/13/coronavirus-conspiracy-theory-laboratory-report?CMP=fb_gu&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fbclid=IwAR0LG1M6Y5QpIkYs1Yn3eiHGziEzohy5-d5J4wlUeqGQHSz1AZIes3cUvAo#Echobox=1586806130
註5：佛洛伊德《李奧納多.達文西及其童年回憶》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 (1910):
註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qZmV02vbQ&t=3s
